傅岩之每天都来，安静地守在病房角落的椅子上，一坐就是大半天。

最初那几天，是时未最难熬的日子。

在剧痛和强效止痛药的双重作用下，时未的意识在昏沉与短暂的清醒间浮沉。她陷入混沌的浅眠，又因一个细微的动作或恍惚的噩梦猛然惊醒。

她突然睁开眼睛，瞳孔放大，呼吸急促，像是从很深很深的地方挣扎着浮上来。那双眼睛是涣散的，迷茫的，不知道自己在哪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

傅岩之就站起来，走过去，站在床边，低头看她。

“小未。”她轻声喊。

时未的眼睛慢慢聚焦，看见是她，眼神会软下来一点。然后重新闭上眼睛，沉回那片混沌里。

即使意识不清，该做的也必须做。

预防并发症的“微观”活动，是康复师千叮咛万嘱咐的。脚踝的屈伸，脚趾的蜷缩，这些对常人来说微不足道的动作，于时未而言却需要耗费巨大的意志力。她躺在床上，眉头紧皱，全身的力气都集中在脚上。脚踝慢慢弯下去，再慢慢弯回来。每一下都伴随着清晰的痛楚，从腰椎那个位置炸开，顺着神经蔓延到全身。

傅岩之就站在旁边看着。

她看到时未紧皱的眉头，汗水从额角渗出来，顺着太阳穴流进头发里。看到时未做完一组动作后，整个人像虚脱一样瘫在床上，大口大口喘气。

她什么都说不出来。

要说什么呢？说“加油”？时未已经够加油了。说“别做了”？可这是必须做的。说“我心疼你”？那有什么用，心疼又不能止痛。

所以她什么都不说，在时未目之所及的地方，站着，陪着。

术后第三周。

在两位康复师的严密保护和腰部支具的支撑下，时未第一次尝试下地。

那天傅岩之来的时候，康复师已经在病房里了。一男一女，都穿着白色的工作服，正在帮时未戴那个腰部支具。支具是硬塑料的，把整个腰腹都包裹起来，用魔术贴固定得紧紧的。时未坐在床边，低着头，任由他们摆弄。

一切准备就绪，两个康复师一左一右架住时未的手臂，帮她站起来。

时未的双脚触到地面的瞬间，整个人剧烈地晃了一下。钻心的疼痛和剧烈的眩晕同时袭来，她的脸瞬间惨白，没有一丝血色。汗水像开了闸一样往外冒，顷刻间浸透了病号服的后背，洇出大片深色的痕迹。

就那样站着。

十秒钟。

仅仅十秒钟。

康复师把她扶回床上，躺下的那一刻，时未闭上眼睛，胸口剧烈起伏，喉咙里发出细碎的喘息声。

十秒钟。

之后的每一天，这样的场景都在傅岩之眼前重复上演。

每一天，时未都要下地。从一开始的几秒钟，到后来的几十秒，再到一分钟，两分钟。每一天，傅岩之都站在旁边看着，看着时未在剧痛中挣扎，喘息，看着她咬着牙，硬撑着多站一秒，再多站一秒。看着她一次次濒临崩溃的边缘，又一次次咬紧牙关继续坚持。

有时候时未实在撑不住了，眼泪会从眼角滑下来。不是哭，是疼出来的眼泪，不受控制。但即使那样，她也一声不吭，只是咬着牙，攥着床栏，硬撑。

傅岩之看着那些眼泪，酸涩与心疼几乎要从胸腔里满溢出来，堵在喉咙口，咽不下去，吐不出来。

她害怕。

她怕时未又会变回当年那个蜷缩在窗边、对外界毫无反应的小女孩。怕她就此一蹶不振，被意外彻底打倒。怕她放弃自己，放弃未来，放弃所有。

她什么都怕。

怕这十年的光阴，时未所有的努力与光芒，就这样被一场意外生生抹去。

可她什么都不能做。

她不是医生，不是康复师，不能帮时未止痛，不能帮时未走路，不能让这一切快点过去。

她痛恨这种深切的无能为力。

所能做的，就只有日复一日的陪伴。

在时未每一次浑身颤抖，要撑不下去的时刻，上前拥抱她。抱住她僵硬的身体，感受那些颤抖从她身上传过来。在她耳边说话，轻轻地说。

“不要着急。”

“你可以的。”

“慢慢来。”

希望能给她带来一点点的安慰与勇气。

时未没有被打败，这是傅岩之后来反复想起的事。

没有人知道时未是如何在一次次崩溃的边缘完成心理的重建，如何将碎裂的信念一片片拼凑回来。

只是某一天，傅岩之忽然发现，时未的眼神变了。

那双眼睛不再像受伤初期那样空茫和绝望，那里重新燃起了沉静而坚定的光芒。

她重新学习坐，站，走。

像婴儿学步般艰难地挪动双腿，练习时的剧痛让她即便是在休息时，也无意识地紧锁眉头。像刻在脸上一样，怎么都展不开。

傅岩之常常伸出手，用食指和中指的指腹轻轻点在她眉心上，温柔地抚平那道刻印着痛苦的褶皱。

“放松点。”她低声说，“我在这里。”

时未第一次依靠助行器，独自颤巍巍地走完十米的那天。

傅岩之站在走廊另一头，看着时未扶着助行器，一点一点的挪向她。

最终在自己面前停下，扶着助行器喘气。

然后，那个久违的、让傅岩之心动不已的笑容，终于重新回到了她的脸上。

眼泪毫无预兆地夺眶而出。

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哭，明明应该高兴的，明明应该笑的，可眼泪就是止不住地往外涌，顺着脸颊滑落。

她抬手去抹，越抹越多。

只有她最清楚，这短短的十米背后，是时未怎样咬紧牙关的挣扎和耗尽全力的坚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