化疗的第二天,苏念开始呕吐。
不是那种恶心一下、干呕几声、吐一点胃酸就结束的吐。是那种排山倒海的、从胃的最深处翻涌上来的、控制不住的、像是要把五脏六腑都吐出来的吐。她按了床头铃,护士跑过来,在输液管里加了一针止吐的药。药进去了,但没有用。吐还是一波一波地来,像涨潮的海水,退了又来,退了又来。
她妈妈站在床边,一只手扶着她的肩膀,一只手端着盆。她的眼泪掉在苏念的后背上,滚烫的,一滴一滴的,但苏念感觉不到,因为她自己在吐。吐到胃里什么都没有了,吐出来的只有黄色的胆汁,苦的,腥的,烧得她的喉咙像被火烧过。吐到最后,她连胆汁都没有了,只剩下干呕,一下一下的,像要把自己从里面翻出来。
“念念,念念,”她妈妈的声音在发抖,“妈去叫医生——”
苏念抓住妈妈的手腕,摇了摇头。她的眼睛通红,脸上分不清是泪水还是汗水,嘴唇干裂发白,整个人像被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。但她摇了摇头。因为她知道叫医生也没有用,化疗的恶心就是这样,止吐药对有些人有用,对有些人没有用。她属于后者。
她靠在枕头上,闭着眼,大口大口地喘气。她的胸腔在剧烈地起伏,像一台过载的发动机,轰鸣着、颤抖着、随时可能熄火。她妈妈把盆端走,用湿毛巾帮她擦脸,动作很轻,轻到像在擦拭一件易碎品。毛巾是温的,从额头擦到脸颊,从脸颊擦到下巴,从下巴擦到脖子。温热的触感让苏念紧绷的身体慢慢松弛了一些,像一块被水泡软的泥土,慢慢地、一点一点地塌下去。
“妈,”她的声音哑到几乎听不见,“我想喝水。”
她妈妈倒了一杯温水,插了一根吸管,把吸管送到苏念嘴边。苏念含住吸管,吸了一小口。水在嘴里过了一下,她咽了。胃里没有抗议,没有翻涌,没有把水再送上来。她又吸了一口,又咽了。两口,三口,四口,她喝了小半杯。那半杯水像一股微弱的、却持续不断的暖流,从她的喉咙流到胃里,从胃里流到四肢,流向每一个干涸的、正在枯萎的角落。
她睁开眼,看着天花板上的灯。灯光很亮,亮得刺眼,亮得让人想流泪。她没有流泪,她的眼泪已经在刚才吐的时候流干了。她只是看着那盏灯,看着它在白色的天花板上投下的光圈。光圈很圆,很亮,像一个不会落山的太阳。
“妈。”她又叫了一声。
“妈在。”
“几点了?”
她妈妈看了一眼手机。“上午十点半。”
苏念闭上眼。十点半。从九点开始吐,吐了一个半小时了。她觉得那个“半小时”像一辈子那么长。漫长到她在每一次呕吐的间隙里,都有时间去想那些她平时不会想的事情——比如,她还能撑多久;比如,这样的日子还要过多少天;比如,她有没有可能在某一次呕吐中,把最后一点力气都用完,然后就这样消失,无声无息地,像一团被风吹散的灰。
她睁开眼,把这个念头压了下去。不能想。想这些的时候,就是认输的时候。她还不想认输。
中午,苏念的精力稍微恢复了一些。她靠着床头,半躺半坐,面前的小桌板上放着一碗白粥。粥已经不烫了,温温的,表面结了一层薄薄的膜。她看着那层膜,用勺子轻轻戳破,舀了一勺,送进嘴里。没有味道,什么都尝不出来。化疗毁掉了她的味觉,舌头还在,但它不再工作了。
她机械地嚼了嚼——其实不需要嚼,粥已经煮化了。她就是习惯性地做了咀嚼的动作,然后咽下去。胃接住了这口粥,没有吐出来。她又舀了一勺,又咽了。吃了小半碗,她放下勺子,靠着枕头,喘了一口气。
吃这么几口粥,像跑了一场八百米。
她妈妈把碗收走,用纸巾擦了擦她嘴角的粥渍。苏念看着妈妈的手在眼前晃来晃去,看着她微微佝偻的背影,看着她鬓角那些越来越白、越来越多、像是被什么东西催熟了的白发。一夜之间,好像又多了一些。不知道是不是她的错觉。
“妈,你吃了吗?”她问。
她妈妈正在收拾床头柜,听到这个问题,动作顿了一下。“吃了。”
苏念没有问“吃什么了”,因为她知道答案。妈妈一定是在医院的食堂买的馒头,就着白开水吃了。她不会在苏念面前吃东西,因为不想让苏念看到她在吃而自己吃不下。她也不会买那些好吃的菜,因为舍不得。钱要留给苏念治病,她一分钱都舍不得花在自己身上。
“妈,你中午去食堂打一份菜,”苏念说,“别吃馒头了。”
她妈妈把纸巾扔进垃圾桶,转过身看着她,笑了笑。“妈不饿。”
苏念看着她脸上那个笑容,那个和“我没事”一样让人心酸的笑容,没有说话。她知道自己说不动妈妈,就像妈妈知道自己也说不动她。她们是母女,倔强的、固执的、都不肯为自己多花一分钱的母女。
下午,新斯年来了。
他今天来得比昨天早,还没到放学时间。苏念看到他站在病房门口的时候,愣了一下。“你没上课?”
新斯年走进来,把书包放在椅子上。“下午体育课。”
苏念看着他,他的校服穿得整整齐齐,鞋带系得一丝不苟,头发也没有被风吹乱。体育课,他肯定又逃了。但她没有拆穿他,拆穿了也没有用。他明天还是会逃,后天还是会逃,每一天都会逃,逃到苏念出院的那一天。
新斯年走到床边,看着她。他看到她眼窝深了一些,颧骨高了一些,嘴唇上的死皮比昨天多了。他看到她的眼睛里少了一些光,那种平时他看一眼就会心跳加速的光,现在黯淡了,像一盏快要没电的灯。
“今天怎么样?”他问。
苏念看着他,想照旧说一句“还活着”,但她忽然不想开玩笑了。因为她今天差点撑不住。在那个吐到胆汁都不剩的瞬间,她真的想过放弃。不是放弃治疗,是放弃一切。闭上眼睛,再也不睁开,再也不用吐,再也不用疼,再也不用让妈妈哭。
“不太好。”她说。这是她第一次对新斯年说“不太好”。不是“还行”,不是“还活着”,不是“没事”,是“不太好”。真话,赤裸裸的,没有任何包装的真话。
新斯年的手指蜷了一下,然后他从书包里拿出一个保温袋,拉开拉链,从里面拿出一个饭盒。打开饭盒,里面是半盒白米饭,上面盖着番茄炒蛋。鸡蛋炒得很嫩,番茄切成小块,汁水浸到米饭里,把米饭染成了淡淡的橙红色。他把饭盒放在小桌板上,又把筷子拆开,递给苏念。
“吃一点。”他说。
苏念看着那盒番茄炒蛋盖饭,胃里又开始翻涌。但她没有说“吃不下”,因为她不想让他每一次来都听到“吃不下”。她接过筷子,夹了一小块鸡蛋,送进嘴里。嚼了两下,咽了。番茄的味道很淡,她几乎尝不出来,但那块鸡蛋的柔软和温度她感觉到了。她又夹了一小块番茄,又咽了。吃了四五口,她放下筷子。“吃不下了。”
新斯年没有说“再吃一口”,没有说“你吃得太少了”。他把饭盒盖上,放回保温袋里,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颗话梅糖,剥开糖纸,递到她嘴边。苏念张嘴,含住那颗糖。酸酸甜甜的,话梅的味道盖过了嘴里的金属味,像一阵小小的、清凉的风,吹散了一些让人想吐的气息。
她含着糖,看着他收拾饭盒的样子。他动作很慢,把饭盒用保鲜袋包好,把筷子放回纸套里,把保温袋的拉链拉好,每一个动作都小心翼翼的,像是在做一件很郑重的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