建安十七年，李雯十岁。
那一年她没了母亲。母亲是肺痨拖死的，从秋天咳到冬天，咳得痰里带血丝，到开春人就没了。
父亲在她六岁时便没了——不是死在战场上，是死在渭河边的酒肆里。喝醉了酒和人起了争执，被一板凳砸在后脑勺上，抬回家时还有一口气，挨到后半夜便断了。
李雯跪在床前，看着母亲把一方白帕子盖在父亲脸上。母亲没有哭。从那天起母亲便再也没有提起过父亲。
母亲走的那天倒哭了。她把李雯叫到床前，枯瘦的手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小布包，塞进李雯手里。
“雯娘，去你姑母家。你表哥——你表哥会照看你。”
李雯跪在床前攥着那个布包，手指攥得发白。母亲的手从她手背上滑下去时她只觉得那手指凉得像井水。
她一直没有哭。她从小便学会了不哭——父亲死后街坊邻居来吊唁，有人摸着她的头说“可怜见的”，她低着头没让任何人看见她的眼睛。母亲死后她也没有哭。她把母亲的旧衣裳叠好放进一只木箱里，把屋子扫干净，然后在门口的槐树下等着姑母来接。
姑母是第三天到的。
萧衍的母亲——她该叫姑母，虽然这位姑母和她父亲并非亲兄妹，而是远房堂亲。萧母从渭源县赶了一整天的骡车来接她，进院子时头上的蓝布帕子被风吹得歪在一边。
她蹲下身，把李雯散落的碎发拢到耳后，说了一句——“孩子，以后这便是你的家。”
李雯跟着姑母上了那辆破旧的骡车。骡车在官道上颠了一整天，她抱着母亲留给她的木箱子，一路没有说话。
到渭源县萧家时天已经黑透了。萧家的院子很小，三间土坯房，院角种着一棵歪脖子枣树。姑母把她领进西厢房——那是以前堆放杂物的小屋，收拾出来给她住。
房间很小，只够放一张木板床和一只旧桌子。
但桌上铺了一块洗得发白的蓝布，窗台上放了一只粗陶罐子，罐子里插着几枝野花。
“雯娘，”姑母站在门口，手里还攥着赶车用的鞭子，“姑母家里穷，没什么好东西给你。但这间屋子是你的。你想住多久住多久。”
李雯把木箱放在床上，转过身对着姑母行了一礼。姑母快步走过来扶起她，粗糙的手掌擦过她瘦削的肩膀。
“别行礼。以后叫姑母就行。你还有个表哥——衍儿，他在县学读书，过两日休沐才回来。他比你大几岁，写字写得极好。等他回来让他教你写字。”
萧衍是在两天后回来的。那天傍晚李雯正在院子里扫枣树下的落叶，听见院门吱呀一声响，抬起头，看见一个少年背着竹箱站在门口。他穿着洗得发白的青布长衫，袖子短了些，露出一截瘦削的手腕。
少年的眉眼很柔和，不似雍州人的硬朗，倒像是南边的人。他看见院子里站着一个陌生的小姑娘，微微怔了一下，然后放下竹箱，对她点了点头。
“你是雯娘。”
李雯攥着扫帚，点了点头。
萧衍没有多说什么。他走进堂屋，和母亲说了几句话，然后出来，从竹箱里拿出一卷竹纸、一方旧砚台、一支笔。
“母亲说你还不认字。从今日起，我教你。”
他们在枣树下的石桌上上课。萧衍握着她的手，一笔一划地教她写自己的名字——“李”字那一撇她写了很多遍才写正，“雯”字雨字头底下的“文”她写得歪歪扭扭，像一只跛了脚的蚂蚁。
萧衍看了之后没有笑她，只是说——“再写一遍。撇出去的时候手腕别转，整条手臂往后拉。
她写了很多遍。写到天快黑了，枣树上的麻雀都归了巢。萧衍把笔洗了放回竹箱里。
他站起身时忽然说了一句与此无关的话——“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。”
李雯低下头看着石桌上那个勉强成形的“雯”字，轻轻应了一声。
她十岁，他十五岁。
那是他们最初的相遇。此后的每一天都像这第一日一样。
寅时三刻，李雯起床烧水。姑母年纪大了，冬天里关节疼，她就接了烧水的活儿。水烧开了先给姑母冲一碗碎茶末，灶上焐着杂粮饼子。天亮透了把院门打开，把门口的青砖地扫干净。她打扫时不声不响，连枣树上的麻雀都不会被惊飞。
她每天替表哥研墨。
萧衍在县学读到很晚才回来，回来便坐在石桌前写字。她从灶房端一碟杂粮饼子放在石桌角上，然后坐在他旁边，看他写字。他写字时右手食指微微勾起，写竖的时候手腕不转，整条手臂往后拉。
他写的是策论——盐铁论、马政论、雍州山川形胜考。她看不太懂，但喜欢看他写字的姿势。
有时候她会学着他的样子用指头在石桌上描他的笔锋，描到最后总是歪的。萧衍发现后也没有笑她，只是握着她握笔的手纠正几下。
她每年春天都会把红肚兜从木匣子里拿出来，搭在院里的竹竿上晒一晒——只晒一个时辰，太阳过了枣树顶便收进去。竹竿就横在枣树下，阳光透过稀疏的枣叶漏下来，在红绢上筛出一片细碎的金斑，那些金斑随着风轻轻晃动，像是有什么活的东西在肚兜上爬。
她守在竹竿旁，手里假装在做别的针线活，隔一会儿便抬头看天色，再隔一会儿便伸手捏一捏肚兜的边角，试试是不是还潮。绣了三年还没绣完，盆里的花瓣和缠枝莲纹越来越密。
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绣这个——她只是觉得应该绣。一个女子迟早要出嫁，出嫁时总要穿一件红肚兜。
她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嫁人，不知道会嫁给谁，但她知道自己总得备着一件。每次晒完了收起来放回木匣，连姑母都没有发觉她每年都在晒同一件肚兜。
姑母每年都会提一次婚事。是在饭桌上，通常是在过年那几天，萧衍从雍州回来的时候。
“衍儿，雯娘过了年就十五了，你也弱冠了，该把婚事办了。你们俩从小一块长大，知根知底，娘放心。”
李雯那时十五岁，第一次听到姑母提婚事，手里的筷子顿了一下，然后继续夹菜。萧衍每次都搪塞过去。
第一年说“儿子初入仕途，根基未稳”。
第二年说“盐铁曹事务繁忙，无暇顾及私事”。
第三年说“等盐路之事尘埃落定再议”。
每一回搪塞过去，他便不敢看李雯，低头扒饭。李雯每次都低着头吃饭，一粒米一粒米地夹，脸上看不出什么。
她不怪他。
她从小便学会了不怪任何人。父亲酗酒不怪——她知道父亲是因为在家乡被豪强夺了田，才用酒灌自己。母亲病倒不怪——她知道母亲是操劳了大半辈子累病的。
表哥不回头看她——她也不怪。她知道表哥心里有很多事，那些事比婚事重，比家里重要，比她这个人重。
她只是等。从十五岁等到二十岁，等了整整五年。她的隐忍不是软弱的沉默，而是一种可怕的韧性——在别人的乐章已经转调了无数次之后，她还能守住原来的那一个音符，一动不动。
可是坐在斜对面的姑母什么都看见了。萧母不看儿子的脸，只看雯娘夹菜的那只手——那筷子尖一粒米一粒米地夹，比什么哭闹都让她心里发酸。
每回萧衍搪塞过去后，她便在灶房里多留一盏热茶，端进西厢房搁在李雯桌上。
“雯娘，早点睡，别老做针线活，伤眼睛。”
她把茶盏搁在桌角，杯底与桌面轻轻一碰，发出一声极细的脆响，像是把什么话压在了木头里。然后便转身出去，顺手把门带好，从不看李雯在绣什么。
婚期终于定下那天是建安二十九年四月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