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苏念,”数学老师推了推眼镜,“你上来讲一下最后一道大题的第二种解法。”
苏念站起来,走上讲台,拿起粉笔。
黑板上已经有一道解法了,是数学老师写的,用的是常规的向量法。苏念站在黑板前面,想了想,写下了另一种解法——几何法。
她的粉笔字写得很工整,一笔一划,像是印上去的。
写到最后一步的时候,她的右腿忽然抽了一下。
那种抽不是疼,是肌肉不自主地痉挛,像有根弦被猛地拨了一下。她的身体晃了晃,右手撑住黑板,粉笔在黑板上划出一道白色的长线。
教室里安静了一秒。
“苏念,没事吧?”数学老师走过来。
“没事,站久了有点晕。”苏念笑了一下,继续写。
她写完最后一行,转过身,看着全班同学。
“这就是第二种解法,用的是空间几何的辅助线。比向量法更直观,但对空间想象力的要求比较高。”
她说完,走回座位。
坐下来的时候,她的右腿在发抖。她把手放在膝盖上,用力按着,用身体的重量压住那股颤抖。
后排,新斯年的笔尖在草稿纸上戳出了一个洞。
他看到了她撑住黑板的那个动作。
看到了那道被粉笔划出的长线。
看到了她走回座位时,右腿微微拖曳的那半秒钟。
他什么都看到了。
他什么都做不了。
中午,食堂。
苏念端着餐盘找座位的时候,发现新斯年已经坐在他们常坐的那个靠窗的位置了。他的对面放着一瓶水——是给她占的座。
她走过去,坐下来。
今天的餐盘里是一小碗米饭、一份清炒西兰花、一碗番茄蛋花汤。新斯年的餐盘里也是差不多的东西——米饭、小白菜、紫菜汤。
两个人面对面,安静地吃着。
食堂的喧闹声像潮水一样包围着他们,但他们的桌子周围,永远是那个透明的、安静的、只属于他们两个人的气泡。
“新斯年。”苏念忽然开口。
“嗯。”
“你上次给我的那个维生素,我吃完了。”
新斯年的筷子顿了一下。
“那再给你拿。”
“那个维生素——是什么牌子的?”苏念看着他,“我吃着感觉挺好,想自己去买。”
新斯年沉默了。
他不能说牌子,因为那不是维生素。那是一种辅助药物,叫甲钴胺,是营养神经的。他查过,骨肉瘤患者在接受化疗前后,容易出现神经损伤的副作用,甲钴胺可以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。他在网上问过医生,医生说可以吃,但不是必须的。
他买了,因为他在网上看到有人说“吃了会好一点”。
好一点就行。
哪怕只是好一点点。
“我也不知道什么牌子,”新斯年说,“我妈买的。”
苏念看着他,看了三秒钟。
“你妈什么都知道。”
“嗯。”
“你妈还知道什么?”
新斯年没有回答。他低下头,用筷子拨着碗里的米饭。
苏念没有追问。她喝了一口汤,番茄的味道在舌尖上散开,酸酸的,带着一点甜。
“新斯年,你跟你妈妈关系好吗?”她问。
新斯年沉默了很久。
苏念以为他不会回答了,正准备换个话题。
“不好。”他说。
苏念愣了一下。
这是新斯年第一次主动说起自己的事。虽然只有两个字,但这两个字的重量,比他说过的任何一句话都重。
“为什么?”她轻声问。
新斯年放下筷子,看着窗外。食堂的窗户正对着操场,操场上有人在跑步,有人在踢球,有人在散步。阳光很好,把整个操场照得亮堂堂的。
“我妈——”他顿了一下,像是在组织语言,又像是在决定要不要说。
苏念没有催他。
“我妈以前不是这样的。”他终于说,声音很低,低到只有苏念能听到,“我爸走之后,她就变了。她开始管我所有的事——几点睡觉、几点起床、跟谁交朋友、考了多少分、排了多少名。她觉得她不管我,我就会跟我爸一样。”
“你爸怎么了?”
新斯年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一下,一下,又一下。
“走了,”他说,“在我小学五年级的时候。”
苏念的心猛地揪了一下。
她知道“走了”是什么意思。不是离开这座城市,不是搬家,不是去了外地。是死了。
新斯年的爸爸死了。
在他小学五年级的时候。
“我妈妈也是那个时候——”苏念说到一半,停住了。她爸爸也是在她小时候走的,车祸,她那时候才六岁,什么都不懂,只知道妈妈哭了好久,家里来了很多人,有人给她糖吃,有人说“你爸爸去很远的地方了”。
后来她长大了,才知道“很远的地方”是什么意思。
“也是那时候。”新斯年说。
两个人同时沉默了。
食堂的喧闹声在这一刻忽然变得很远,远得像来自另一个世界。他们坐在那个透明的气泡里,面对面,中间隔着一张油腻的食堂餐桌,和两个残缺的家庭。
苏念忽然明白了很多事。
明白新斯年为什么总是冷冷的,为什么从不跟人提家里的事,为什么那么不会表达感情——因为他从小就没有学会怎么表达。他爸爸走得早,妈妈变得控制欲极强,他所有的柔软都被压在了冷漠的外壳下面,连自己都快要忘记了。
直到他遇到她。
直到他发现,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,比他还需要被保护。
“新斯年,”苏念说,“你妈妈管你,是因为她在乎你。她怕失去你。”
新斯年看着她。
“我知道。”他说。
他当然知道。他比谁都清楚。因为他也在做同样的事——用沉默代替管束,用顺路代替保护,用维生素代替“我在乎你”。他和妈妈本质上是一样的,都是因为怕失去,所以拼命抓着。
只是他妈妈抓得太紧,而他抓得太松。
松到苏念可能感觉不到。
也可能感觉得到——但他不确定。
“你妈妈对你很好,”新斯年说,“请假陪她做穿刺。她一定很感动。”
苏念低下头,搅动着碗里的汤。
“她是我妈,”她说,“我不陪她谁陪她。”
“你也很在乎她。”
苏念点了点头。她没有说“我也怕失去她”,但新斯年听得懂。
他们就这样坐着,没有再说话。汤慢慢凉了,米饭一粒一粒地被筷子夹起又送进嘴里,窗外的阳光从东边挪到了南边,影子从左边移到了右边。
一顿饭吃得很慢很慢。
不是因为饿了,是因为不想走。不想走出这个气泡,不想回到那个不能说真话的世界,不想面对那些藏在药瓶里、体检单里、日记本里的秘密。
但他们终究要走出去。
苏念站起来,端着餐盘。“走吧,下午还有课。”
新斯年也站起来,跟在她后面。他把自己的餐盘和苏念的餐盘一起端起来,走向回收处。
苏念看着他的背影——端着两个餐盘,走得很稳。
她忽然想到,如果有一天她不在了,他还会端两个餐盘吗?
还是只端一个?
她不敢想。
下午最后一节课是体育课。
苏念没有去操场。她去办公室找了老周,说想跟他谈谈。
老周正在整理教案,看到苏念进来,放下了手里的红笔。
“怎么了?”
苏念坐在老周对面的椅子上,双手放在膝盖上,坐得很直。这个坐姿她已经很习惯了——不靠椅背,不跷二郎腿,因为这样不会牵动右腿的疼痛。
“周老师,我想跟你说一件事。”她说。
老周看着她,注意到她今天的脸色比平时还要差,嘴唇几乎没有血色,但她的表情很平静,平静到不像一个十七岁的女生。
“你说。”
苏念深吸了一口气。
“我生病了。”
她把这四个字说出来的时候,声音没有抖。她以为自己会抖,但真的说出来的那一刻,她发现其实没那么难。难的是第一句,第一句说了,后面就顺了。
“骨癌,”她说,“骨肉瘤。发现差不多一个月了。”
老周手里的红笔掉在了桌上,滚了两圈,停在教案的边沿。
“医生说要化疗,但我还没决定。我今天跟你说,是因为我想请假。我妈下周出穿刺结果,如果是好的,我就告诉她我的事;如果是不好的,我就再等等。不管哪种情况,我可能都需要请假去医院。”
老周看着她,看了很久。
“苏念,”他的声音有点哑,“你怎么不早点跟老师说?”
苏念笑了一下。“我不想让大家担心。”
老周沉默了好一会儿,然后拿起红笔,在教案的空白处写了一行字——苏念看不清他写了什么,只看到他的笔尖在微微发抖。
“你妈知道吗?”
“不知道。”
“其他同学呢?”
“不知道。”
“那——”老周顿了一下,“新斯年知道吗?”
苏念的手指微微蜷了一下。
“他不知道,”她说,“我谁都没说。”
她在说谎。她知道,老周也知道新斯年知道——老周当了二十多年班主任,怎么可能看不出新斯年每天早上在楼下等她的样子?怎么可能看不出新斯年最近变了那么多?
但老周没有拆穿她。
“苏念,”老周摘下眼镜,揉了揉鼻梁,“老师想跟你说几句话。第一,不管什么时候,需要请假就请假,老师给你批。第二,如果需要帮助,不管是经济上的还是别的什么,跟老师说,老师帮你想办法。第三——”
老周重新戴上眼镜,看着她。
“第三,不要一个人扛着。你还小,有些东西不是你一个人能扛得住的。”
苏念点了点头。
她的眼眶红了,但没有哭。
她已经很会忍了。
“谢谢周老师。”她说,站起来,走出了办公室。
走廊里没有人。她靠着墙壁,仰起头,看着天花板上的日光灯。灯光很白,白得刺眼,白得让她眼睛发酸。
她眨了眨眼。
没有哭。
不能哭。
下午放学后,苏念没有直接回家。
她去了学校后面的那棵老槐树。
这是她第三次来这里——一次是写遗嘱的时候,一次是把槐树叶压干的时候,这是第三次。
她从书包里拿出那本日记本,翻到最后几页,那里有她写的遗嘱。
“遗嘱第一条:这个本子里的东西,谁都不给看。”
“遗嘱第二条:把我所有压干的树叶书签,分给每一个在新斯年面前替我保密的人。”
“遗嘱第三条:那片老槐树的叶子,还给他。告诉他,我其实知道,他那片是从同一棵树上摘的。”
“遗嘱第四条:让他不要哭。不对,让他哭吧。哭完就好了。”
“遗嘱第五条:帮我照顾我妈。她一个人,我不放心。”
她看着最后一行字,看了一会儿,然后又加了一条。
“遗嘱第六条:把我的日记本烧了。里面的东西,不想让任何人看到——除了他。如果他想看,就给他看。如果他不想,就烧了。”
她合上本子,靠在树干上。
风吹过来,把最后几片槐树叶吹得簌簌作响。她仰起头,看着那些在风中挣扎的叶子,忽然想起一件事。
她一直知道新斯年那片槐树叶是从这棵树上摘的。但她从来没有告诉他,她也摘了一片。一模一样的位置——树干分叉的地方,第三根树枝,第七片叶子。
她摘了,压干了,夹在日记本的最后一页。
和遗嘱放在一起。
如果有一天她不在了,他会发现的。
如果他翻她的日记本的话。
她不知道他会不会翻。也许他不会。也许他会把她的遗物原封不动地交给她妈妈,然后转身走掉,再也不会回来。
那她就永远没机会告诉他——
我知道你也摘了一片。
从同一棵树上。
一模一样的位置。
苏念靠着树干,闭着眼,风吹在她的脸上,凉凉的,像是有人在用冰凉的手指抚摸她的脸颊。
她在想,如果她还有健康的身体,如果她还有很多很多年的时间,她会做什么?
她会考北京的大学,和新斯年一起去。她会在冬天的未名湖上滑冰——不,她不会滑冰,但新斯年可能会,他可以教她。她会在下雪的时候站在天安门前拍一张照片,背景是灰蒙蒙的天和白茫茫的地。
她会在春天的时候回来看这棵老槐树,看它开花,闻它的香味。
她会和他一起做很多很多事。
很多。
很多。
她睁开眼,发现自己笑了。
不是因为“没事”,不是因为“挺好的”,不是为了让谁放心。是因为她想象的那些画面太美了,美到她明知道不可能实现,还是忍不住笑了。
她站起来,拍了拍校服上的灰尘,往校门口走。
走到校门口的时候,她看到新斯年站在路灯下。
他今天没有走。他站在校门口,书包单肩背着,手里什么都没拿,就是站着。看到她出来,他的目光在她脸上停了一下,然后移开了。
“你怎么还没走?”苏念走过去。
“等人。”
“等谁?”
新斯年没有回答。他转过身,往她家的方向走。
苏念跟在他后面,看着他的背影。
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,长到她的影子踩上去,刚好落在他的影子的肩膀位置。
像一个拥抱。
她低下头,踩着他的影子,一步一步地走。
她没有告诉他,她今天跟老周说了。
没有告诉他,她不想一个人扛了。
没有告诉他,她今天在老槐树下想了很多很多和他有关的事。
她只是踩着他的影子,一步一步地,走在那条已经走过无数遍的路上。
夕阳把一切都染成了橙红色,房子是橙红的,树是橙红的,连空气都是橙红的。
橙红的。
像一颗快要燃尽的炭。
还热着。
还亮着。
还在努力地、固执地、不肯熄灭地燃烧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