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五月风》

卷一·冬蛰

第030章灶台

一

天还没亮，林五月就醒了。

不是被闹钟闹醒的——家里没有闹钟，买不起。是被身子底下那个小东西蹬醒的。周海洋两岁半，睡觉不老实，一双小胖腿像两根不安分的藕节，满床翻滚，半夜里不知踹了林五月多少回。她早就习惯了，习惯到形成了某种本能——小腿一挨踢，眼皮就自动掀开，手先于意识伸过去，把那两根藕节拨开，掖好被角，然后才彻底醒过来。

醒是醒了，但她没动。

她侧躺着，睁着眼睛，盯着黑暗中的天花板。其实没什么可盯的——天花板是黑的，什么都看不见。但她还是盯着，像是能在那片虚无的黑暗里看出一朵花来。

每天醒来的头三分钟，是她一天中唯一属于自己的时候。

不是妻子，不是母亲，不是儿媳，不是职工——只是她自己。林五月。一个二十六岁的女人。一个曾经也有过梦想的姑娘。一个在纺织厂当挡车工时，能在八小时三班倒的间隙里偷偷读半本小说的姑娘。一个曾经在百货大楼的橱窗前站了整整二十分钟、只为一双红色塑料凉鞋而心跳加速的姑娘。

那个姑娘现在在哪儿？

林五月摸了摸自己的脸——颧骨比前两年高了，下巴尖了，眼窝凹了。皮肤粗了，手上的茧子厚了。指甲缝里永远嵌着洗不净的油垢，头发用一根橡皮筋随便扎着，发尾分了叉，像一把用旧了的笤帚。

三分钟到了。

窗外传来一声低沉的汽笛——"呜——"。那是厂区四点四十分的预备笛，短促的一声，像一头老牛在黎明前发出的低吟。那声汽笛就是林五月的闹钟，雷打不动，比什么钟表都准。

她掀开被子，坐起来。动作很轻，怕吵醒周海洋。她光着脚踩在地上——水泥地，冰凉，像踩在一块铁板上，凉意从脚底蹿上来，一直蹿到膝盖，让她打了个寒颤。她摸索着穿上那双打了补丁的布鞋——左脚那只的鞋底磨出了洞，她用硬纸板垫了两层，外面再糊一层布，能撑个把月。

她摸黑走到门口。门口的钩子上挂着一件棉袄，是周国良穿旧了的，袖口磨得发白，肩膀处补了两块蓝布，蓝布是从一条破裤子上裁下来的，颜色跟棉袄不一样，远远看着像两块膏药。她披上棉袄，推开门，走进厨房。

厨房在三户人家合用的走廊尽头，是用木板和油毡搭出来的棚子，夏天漏雨，冬天漏风。棚顶的油毡已经老化了，裂了好几道口子，下雨天得用脸盆接水，接水的位置林五月已经摸得烂熟——门口往里两步偏左，灶台右侧半步，墙角那个位置漏得最凶。

灶台是砖砌的，台面抹了层水泥，年深日久，水泥开裂了，缝隙里嵌着洗不掉的油垢和煤灰。那些油垢是日积月累的，每一层对应一段日子——最底下的那层是刚结婚时炒菜留下的，那时候还会炒两个菜，有荤有素；中间那层是怀孕时攒的，那阵子胃口大，吃得油水足；最上面那层是现成的，薄薄的，稀稀拉拉，像这日子一样寡淡。

灶台上蹲着一口铁锅，锅沿上三个豁口，是去年炒菜时铲子戳出来的。锅旁边是一把菜刀、一块砧板、两只豁了口的粗瓷碗、一双竹筷。砧板是周国良用厂里的废木头做的，一面切菜一面剁肉，中间已经凹下去了，像个浅浅的盘子。

灶台下面是炉膛。炉膛里是昨晚封好的煤球——每天晚上睡前，林五月都要把煤炉封好，用湿煤糊住炉口，只留一条小缝，让火慢慢闷着，到第二天早上拨开就能用。这是她从婆婆那里学来的本事，也是这个家里最要紧的技术——炉子灭了，一天都别想吃饭。这道理跟过日子一样——火不能断，断了再点就难了。

林五月蹲下身，用火钳拨开封炉的煤糊。炉膛里露出一点暗红的光，像一只半睡半醒的眼睛。她往里添了两个新煤球，又塞了一把刨花，用火钳捅了捅。刨花"噗"地燃了，火苗蹿上来，映红了她的脸。

火光照出一张消瘦的面孔——颧骨略高，下巴尖削，眼窝有些凹陷，皮肤是那种长年不见阳光的苍白，但底子还在，眉眼间依稀能看出年轻时清秀的模样。只不过那清秀像是被一层灰蒙住了，不那么亮了。像这灶台上的铁锅——原先也是黑亮的，用久了，就被一层又一层的油垢和烟火盖住了，看不出本来的颜色了。

炉火渐渐旺了。林五月站起身，从墙角的水缸里舀了一瓢水，倒进铁锅里。水在锅底"滋滋"地响，腾起一股白汽。

她开始做早饭。

早饭永远是那几样：稀饭、咸菜、馒头。馒头是昨晚蒸好的，放在笼屉里，早上热一热就行。稀饭是苞谷面糊糊，黄澄澄的，稠得能立住筷子。咸菜是萝卜干，自己腌的，又咸又硬，嚼起来嘎嘣响。

林五月一边搅着糊糊，一边听屋里的动静。

周海洋翻了个身，嘴里嘟囔了一句什么，又睡过去了。周国良的鼾声停了——他该起了。

果然，隔了几秒钟，门"吱呀"一声响了。周国良穿着秋衣秋裤走出来，头发乱蓬蓬的，眼睛还没睁全，脸上带着没睡醒的木讷。他三十一岁，但看着比实际年龄老——脸上的皱纹深了，额头上刻着两道杠，像车床上切出来的槽。那是一张被生活磨粗了的脸，跟他那双被钳工活磨粗了的手一样。

"几点了？"他问，声音沙哑。

"五点十分。"林五月没回头，继续搅糊糊。

"哦。"

周国良走进厨房，在灶台旁站了一会儿，伸手摸了摸锅沿，被烫了一下，"嘶"地缩回手。他搓了搓手指，想说什么，又没说，转身去走廊尽头的水池洗脸了。

水龙头"哗哗"地响，然后是一阵咳嗽——他每天早上都要咳一阵，抽烟抽的。一天一包"大前门"，两毛六一包，一个月将近八块钱。林五月说过他好几次，他总是说"戒戒戒"，但从来没戒过。她后来不说了——说了也白说，还伤感情。八块钱是不少，但那是他唯一的消遣。一个男人，在厂里被呼来喝去一天，回来连口烟都不能抽，那还叫什么日子？

稀饭好了。林五月把糊糊盛进三个碗里——一大两小。大的是周国良的，小的两碗是她和周海洋的。馒头从笼屉里拿出来，三个，一人一个。咸菜从坛子里夹出三筷子，放在一个豁了口的碟子里。

早饭摆在桌上，没有肉，没有蛋，没有油。三碗黄糊糊，三个白馒头，一碟黑咸菜。颜色倒是齐全——黄的白的大约还能算些颜色，黑的就是黑了，像这日子里的苦味，不用尝，看着就齁得慌。

二

周国良吃完早饭，穿上工装，拎着饭盒出了门。他在红星钢铁厂的三车间当工人，七级钳工，月薪五十六块。五十六块要养三口人——不对，四口，还有婆婆。婆婆住在隔壁单元，吃饭在自己屋里，但生活费是周国良出的，每月二十块。

五十六减二十，剩三十六。三十六块要管一家三口的吃穿用度——水电煤、柴米油盐、周海洋的奶粉、换季的衣服、人情往来的份子钱。每一笔都得精打细算，算错一毛钱，月底就得挨饿。

林五月有一个小本子，巴掌大，封皮是牛皮纸的，用铅笔记账。每一笔开支都写得清清楚楚，字迹歪歪扭扭的——她只上了六年学，初二就辍学了，家里供不起。但她的算术比周国良好，每个月的账都对得严丝合缝。周国良有时候开玩笑说："你要是去当会计，比厂里那个刘会计强。"她笑笑，不接话。当会计？她连厂门都出不了，孩子谁带？

周国良走后，林五月开始收拾碗筷。

碗筷不多，三个碗三双筷子，但油渍难洗——没有洗洁精，用热水加一点碱面，碱面伤手，她的手指头已经裂了好几道口子，碰上碱水就疼，疼得倒吸凉气。但她不能不用，不用洗不干净。洗不干净下一顿饭就没法做。这是一个死循环——洗了疼，不洗脏，脏了做不了饭，做不了饭就得饿。所以必须洗，必须疼。

她把碗筷洗好，放在碗架上沥水。碗架是她用细铁丝自己编的，手艺粗糙，但结实。每一根铁丝的接头都拧了三道，不会松。这是她在纺织厂时养成的习惯——挡车工最怕线头松，一个线头松了，整台机器都得停。所以她做任何事都拧三道，三道才牢靠。

收拾完碗筷，她开始收拾屋子。

屋子不大，十二三平方，一张大床占了三分之一。床是她和周国良结婚时打的，松木的，硬板，铺了一层棉花褥子。褥子用了四年，棉絮已经结成了疙瘩，睡上去硌人，但比没有强。床旁边是一张三屉桌，桌上放着一台半导体收音机——那是结婚时买的，家里唯一的电器，也是她跟外面世界唯一的联系。每天中午十二点半，她都会打开收音机，听刘兰芳的评书。那是她一天中唯一的娱乐，也是她跟"林五月"这个人唯一的纽带——听评书的时候，她不是谁的女人、谁的妈、谁的儿媳，她只是一个听众，一个被故事带进另一个世界的人。

墙角是一把旧木椅，椅背上搭着周国良的工装。工装是厂里发的，蓝帆布，耐脏耐磨，但太厚了，夏天穿跟蒸笼似的。周国良回家第一件事就是脱工装，光着膀子在屋里转。林五月说过他好几次，当着孩子的面不像话。他说"热"，热就热呗，总不能让他中暑。

窗户用报纸糊了一半，挡风。报纸是从厂里捡回来的旧报，日期是去年十二月的。糊窗户的时候她看了一眼上面的标题，什么"改革开放深入发展"、"经济形势持续向好"。她把报纸翻了个面，用空白那面朝外。她不想天天对着那些字——什么叫"向好"？向好的是别人，不是她。她连一斤五花肉都买不起。

三

上午九点，林五月挎着篮子出了门，去菜市场买菜。

周海洋被她放在屋里玩。他把一盒火柴倒出来，在桌上摆成一条线，嘴里念念有词，不知道在说什么。林五月叮嘱了三遍："别点火柴！别靠近炉子！妈妈一会儿就回来！"周海洋点点头，眼睛却没看她——他在专心摆火柴，顾不上。

林五月不放心，但也没办法。她不能带着孩子去买菜——菜市场人挤人，推着孩子走不动。她只能把孩子锁在屋里，祈祷他别闯祸。每次出门，她都是一路小跑，恨不得长了翅膀飞过去飞回来。

菜市场在家属院东边，走路十分钟。说是"菜市场"，其实就是一条窄巷子，两边的农民摆了地摊，卖自家种的菜。便宜的时节，白菜两分钱一斤，萝卜三分，土豆五分。贵的时节——也就是现在，夏天——什么都贵。西红柿一毛五，黄瓜一毛二，茄子一毛。

林五月在菜市场里转了一圈，比较了三家的价格，最后买了两斤西红柿、一斤黄瓜、一把小葱。西红柿有个别烂了的，她挑了半天，把好的挑出来，让摊主称。摊主是个黑红脸的农妇，看她挑得仔细，有些不耐烦："大姐，你这是买菜还是相亲啊？挑这么细！"

"钱不好挣，当然得挑。"林五月不卑不亢地回了一句。

"你们厂里的人就是抠。"

"不抠能行吗？你给我们涨工资啊？"

农妇被她噎了一下，嘿嘿笑了两声，不再说了。

林五月又去肉摊看了看——五花肉一块二一斤，比上个月又涨了一毛。她在肉摊前站了几秒钟，看着那一条条红白相间的肉，肥的雪白，瘦的鲜红，油光锃亮的，在阳光下泛着诱人的光泽。她的喉头动了一下，吞了一口唾沫。

上一次吃肉是半个月前。周国良发了月奖，八块钱，割了一斤五花肉，红烧了。那碗红烧肉端上桌的时候，周海洋的眼睛亮得像两颗灯泡，伸手就抓。她拍了他的手一下："用筷子！"嘴上这么说，心里却酸得不行——孩子多久没见过肉了？久到忘记了用筷子。

她给自己夹了一块最小的。肥的多瘦的少，她嚼着那块肥肉，满嘴的油香，像是在吃一种久违的、几乎忘记了味道的东西。

那种味道叫"富足"。

她已经很久没有尝过了。

林五月站在肉摊前，指尖捏着篮子提手，指节发白。最后，她转身走了。

今天不吃肉。

她走到菜市场的尽头，在一个卖豆腐的摊子前停下了。

"来两块豆腐。"

卖豆腐的是个中年男人，大家都叫他"豆腐老王"。老王做了二十年豆腐，手艺好，豆腐又嫩又滑，闻着有一股淡淡的卤水香。

"五月啊，今天怎么来这么早？"老王一边切豆腐一边问。

"海洋醒了闹人，早点出来透透气。"

"你家那口子呢？上班了？"

"嗯。"

"你婆婆呢？帮你看孩子？"

"她身体不好，看不了。"

老王叹了口气，把豆腐包好递给她。"两毛。"

林五月掏出两毛钱，递过去。接豆腐的时候，她注意到老王的手——那双手白净，指甲修得整整齐齐，跟他的脸和衣服的粗糙完全不搭。做豆腐的人手却这么干净，像是有什么秘密藏在那些白净的皮肉下面。

她没有多想，低头走了。

走出菜市场的时候，她碰见了一个熟人——张德福的老婆孙桂兰。

孙桂兰比林五月大三岁，也是纺织厂的挡车工，但没辞职——她婆婆帮她看孩子。孙桂兰穿着一件碎花衬衫，头发烫了波浪卷，嘴上抹了口红，整个人看着比林五月年轻五岁不止。

"五月？好巧！"孙桂兰热情地打招呼，眼睛却扫了一眼林五月的篮子——两斤西红柿、一斤黄瓜、一把小葱、两块豆腐。没有肉。她的眼神顿了一下，随即恢复了笑容。

"桂兰。"林五月点点头。

"你瘦了好多！"孙桂兰上下打量她，"是不是太累了？海洋会走了吧？让你婆婆帮帮忙嘛。"

"她身体不好。"

"也是。我婆婆前阵子也病了一回，高血压。后来吃了一种新药，好了不少。改天我把药名告诉你？"

"行。"

孙桂兰又说了几句闲话，忽然压低声音："五月，你听说了没？厂里要搞承包了。张德福跟我说，老邱把一二车间承包了，自己当老板。以后咱们家属院的活计，怕是要看老邱的脸色了。"

"我听国良说过。"

"老邱那人……"孙桂兰欲言又止，摇了摇头，"算了，不说了。你赶紧回去吧，还洋一个人在家呢。"

"嗯。"

两个人道了别，各走各的路。林五月走了几步，回头看了一眼孙桂兰的背影——碎花衬衫在阳光下鲜亮得很，腰身收得恰到好处，走路带风。她忽然想起了自己那件白衬衫——领口绣了小花的白衬衫，穿在身上也是这个样子，走路带风，人看了回头。

那件白衬衫现在在哪儿？

在箱子底下。箱子在床底下。最底层，压着几件旧衣服，白衬衫叠得整整齐齐，领口的小花已经泛黄了。

她没有再穿过它。

不是不想穿——是穿不上了。生周海洋的时候胖了三十斤，后来瘦了二十斤，但那十斤就像焊在了身上，怎么也减不下去。再说，穿了给谁看？给周国良看？周国良每天下班回来，累得跟条死狗似的，倒头就睡，连话都说不了几句。给灶台看？给铁锅看？给那堆永远也洗不完的碗碟看？

算了。

四

买菜回来，林五月在楼梯口碰见了一个人。

赵德发的老婆，李翠花。

李翠花四十出头，矮胖，圆脸，笑起来像个弥勒佛，但嘴巴毒，是家属院有名的"消息灵通人士"。谁家吵架了，谁家男人喝酒了，谁家媳妇偷人了——她全知道，而且传播速度比广播还快。

"五月啊！"李翠花拦住她，"你可算回来了。我有话跟你说。"

"什么事？"

李翠花凑近了一步，压低声音，那声音从她厚厚的嘴唇里挤出来，像从□□里钻出来的蛇："老邱去你家了？"

"什么？"

"昨天傍晚，老邱去了你家。我亲眼看见的。他带着两瓶酒一条烟，进了你家单元。是不是找你家国良的？"

林五月的心沉了一下。昨天傍晚，她在厨房忙着做晚饭，周国良在里屋接待的老邱，她没出去——不是不想出去，是不方便。老邱跟周国良说了什么，她只听到了只言片语，具体的内容是后来周国良告诉她的。

"找国良有点事。"她敷衍了一句。

"什么事？"李翠花眼睛亮了，像两盏探照灯，"是不是让国良去他那个承包组？我听说老邱到处挖人呢，开出的条件比厂里好。你家国良要是去了，那可是好事啊！"

"我不知道。"林五月往旁边让了一步，想走。

"五月，你听我一句话——"李翠花抓住了她的胳膊，手劲出奇地大，"老邱那个人，你可得当心。他对谁好，都是有目的的。我家老发——赵德发，你知道吧——老邱也找过他，让他帮忙在车间里拉人。老发答应了，现在天天跟着老邱后面跑。我劝他他不听，说什么'跟着老邱有肉吃'。有肉吃？我看是吃人家的嘴短！"

林五月看着李翠花那张急切的脸，心里忽然涌起一股复杂的感觉——这个女人虽然嘴碎，但说的不全是闲话。她也看出了老邱的意图，也在替自己男人担心。只是她的方式不是劝，而是传——把消息传出去，让所有人都知道，让所有人都有防备。这是家属院里女人们的生存智慧——嘴是武器，话是弹药，信息是护身的铠甲。

"翠花姐，谢了。我知道了。"林五月说。

"你知道就好。"李翠花松开了手，又恢复了那副笑嘻嘻的模样，"对了，你家海洋的棉袄做了没？我有块碎花布，挺新的，要不你拿去给海洋做件罩衫？"

"不用了，我给他织了件毛衣。"

"毛衣好，毛衣暖和。行了，你赶紧回去吧，孩子一个人在家呢。"

林五月快步上了楼，心里却翻来覆去地想着李翠花的话。老邱来了家属院，不光找了周国良，还找了赵德发——这是在布一张网。把车间里的人拉拢过来，把家属院里的人也拉拢过来，上下左右都织进他的势力范围。以后谁想跟他作对，先得掂量掂量自己身边还有几个自己人。

这个人，比她想象的还要厉害。

五

午饭是家里最正式的一顿饭——周国良中午在厂里吃，不用管。但婆婆要过来吃。

婆婆叫刘桂芬，六十二岁，矮胖，一头花白的头发梳得一丝不苟，衣服永远干干净净的。她年轻时是个厉害角色——周国良他爹活着的时候，家里大事小事都是她说了算。周国良他爹是厂里的老钳工，比林守正还早进厂，一九五三年建厂时的元老。元老走了五年了，走的时候六十七岁，肺心病，抽了一辈子烟抽出来的。临终前拉着刘桂芬的手说："老婆子，以后听国良的。"刘桂芬哭了三天，然后擦干眼泪，继续当她的家。

现在老了，身体不好，那股子厉害劲儿收敛了些，但骨子里还在。

婆媳关系是这个家里另一口灶台——明面上看着风平浪静，底下暗火闷烧。

刘桂芬十一点半准时到了。

她进门的第一件事，是看灶台上做的什么菜。

"西红柿炒鸡蛋？"刘桂芬皱了皱眉，"怎么又是这个？上个礼拜不刚吃过？"

"鸡蛋便宜，一块钱八个。"林五月说。

"便宜也不能老吃啊。国良在厂里干活累，得吃点好的。你看看他，瘦成啥样了？"

"妈，他上个月胖了两斤。"

"胖？那叫浮肿！是累的！"

林五月不说话了。她低着头切西红柿，刀落在砧板上，"笃笃笃"的，节奏很快，像是在把什么闷气一刀一刀地剁碎。

刘桂芬在桌边坐下，又看了看屋子。"地拖了？"

"拖了。"

"海洋的棉袄洗了？"

"洗了，还没干。"

"窗户上的报纸该换了，都黄了。"

"知道了。"

"你那个煤气罐，还有气吗？别等做了一半饭没气了，又跑来用我的。"

"还有气。"

刘桂芬"嗯"了一声，不再说了。她从兜里掏出一把瓜子，一边嗑一边看着林五月忙活。瓜子壳"噗噗"地吐在地上——林五月刚拖完的地。

林五月看见了那些瓜子壳，嘴角的肌肉微微抽了一下，但她没说什么。她只是把西红柿炒鸡蛋盛进盘子里，把豆腐汤倒进碗里，把馒头从笼屉里拿出来，摆好碗筷。

"妈，吃饭。"