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五月风》卷一·冬蛰

第017章蝉鸣

一

一九八二年的夏天，蝉来得比往年凶。

林启明不知道是什么缘故——也许是那年雨水足，地底下的幼虫长得壮了；也许是校园里那几排老法桐的根又扎深了几寸，汁液比从前丰沛；总之从六月末开始，蝉鸣就像一场没完没了的暴雨，从早到晚，从晚到早，密密麻麻地罩住了整座校园。

白天是主旋律，铺天盖地，像一万个铜哨同时吹响，又像铁匠铺里千万把锤子轮番落在砧板上，铛铛铛铛，不带喘息。声音从法桐的枝叶间倾泻下来，穿过梧桐的树冠，砸在水泥路面上，溅得满地都是。走在路上的人被声音裹住了，像裹进了一条厚毛毯，闷热又窒息，连自己的脚步声都听不见。

黄昏是尾声，稀稀落落，像散了场之后不肯走的观众，依依不舍地留了几声，声调也变了，不再是白天的铿锵激越，而是带着一种倦意，像跑了整天的人最后几步路，腿还在动，但劲儿早散了。

到了夜里，蝉也歇了，但耳朵里还嗡嗡地响——那是听了一整天之后留在鼓膜上的幻音，像水面上的涟漪，人已经离了水，波纹还在一圈一圈地扩散。林启明躺在床上，盯着天花板上的裂缝，听见那层幻音在颅腔里转来转去，像一只困在玻璃瓶里的蜜蜂，嗡嗡嗡嗡，找不到出口。

他睡不着。不是蝉吵的——他早就习惯了——是心里有事。

什么事？他自己说不清。就是一种闷，像三伏天的空气，又热又湿，黏在皮肤上，怎么都揭不开。他觉得自己被什么东西困住了，不是困在某个地方，而是困在某种状态里——一种等待的状态。

等什么？等沈梦溪的信。

上一封信是十天前收到的，第二十六封，按约定该她写。信是六月二十号寄出的，他六月二十三号收到，现在已经是七月三号了，十天已满，该他写第二十七封了——但他写不出来。

不是没话说，是话说不动了。

他忽然觉得写信这件事——这件他做了将近三年的事——正在变成一种重复。每次写信，都是"梦溪如晤"开头，"启明"落款，中间说近况、说读书、说天候、说想念，翻来覆去就那些词，像一盘磨转了又转，磨出来的面越来越细，也越来越没有嚼头。

他怕这种重复。

他更怕的是——沈梦溪也怕。

她会不会也觉得写信变成了一种重复？她会不会坐在宿舍的床上，膝盖当桌子，手电叼在嘴里，提起笔来却不知道写什么？她会不会看着他写的那些"想你了"、"注意添衣"、"风穿过冬天"的话，觉得好听还是好听，但已经不像最初那样——像一束光照进闷热的房间——而是像一阵风吹过已经凉了的面汤，聊胜于无？

他不敢想。

但越不敢想，就越忍不住想。

宿舍里其他人都睡了。林家伟在最里面那张床上打着均匀的呼噜，声音比蝉鸣还稳当——这人什么都不愁，连梦都做得踏实。靠门的赵红军翻了个身，床板吱嘎响了一下，然后又安静了。窗台上晾着的毛巾还在滴水，滴答、滴答，像一只不紧不慢的钟。

林启明翻了个身，面朝墙壁。墙皮上有一块水渍，形状像一只展翅的鸟——他看了两年，已经把它看成了一幅画，画里有一只鸟在飞，往哪个方向飞，他看不出来。但每晚他盯着那只鸟的时候，都在想同一件事：它要飞去哪里？

他也不知道自己要飞去哪里。

但有一点他清楚——他想朝着沈梦溪的方向飞。只是那个方向目前还模糊得很，像雾里的一盏灯，看得见光，看不见路。

二

事情的起因，其实不是信写不动了，而是一件小事。

六月最后一个周末，林家伟拉他去校门口的冷饮店吃冰棍。冷饮店是今年春天新开的，就在校门往东两百米的拐角上，两间平房，门口支了一把条纹遮阳伞，卖冰棍、汽水和酸梅汤。冰棍三分钱一根，汽水一毛，酸梅汤五分——在学生群体里算是最便宜的消暑去处了。

那天热得出奇，三十七八度的天，太阳毒辣辣地悬在头顶，像一只烧红了的铁锅倒扣在天空上。从宿舍到冷饮店不过三百来步路，他们走过去的时候已经出了一身透汗，后背的汗衫湿了一大片，贴在皮肤上，像一张揭不开的膏药。

林家伟买了四根冰棍——两根奶油的，两根红果的。奶油的贵一分钱，他请客，给林启明分了一根奶油的。两个人坐在冷饮店门口的条凳上，把腿伸直了，让冰棍在嘴里慢慢化，冰凉的甜水顺着喉管滑下去，像一条小小的溪流穿过滚烫的河床。

吃完一根，林家伟又去买了两瓶汽水，一人一瓶，用牙咬开铁皮盖子，咕嘟咕嘟灌了半瓶，然后打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嗝。

"舒坦。"林家伟把汽水瓶往桌上一顿，拿手背擦了擦嘴，忽然朝对面努了努嘴。

"看，那是谁？"

林启明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——对面马路的树荫下，一个穿白色连衣裙的女生正站在自行车旁边，似乎在等人。她的背对着他们，看不见脸，但身形纤细，头发扎成一条马尾，在阳光下泛着浅棕色的光泽。她的手扶着车把，手指又细又长，指甲剪得整整齐齐，像十颗小小的白贝齿。

"不认识。"

"中文系的，叫什么来着——"林家伟想了想，"秦什么——秦若兰？秦若梅？——反正是个好名字。听说她爸是省城日报的编辑。"

"哦。"

"'哦'什么？你不好奇？"

"不好奇。"

林家伟看了他一眼，笑了——那种"我知道你有秘密"的笑，嘴角微微翘起，眼睛里带着一点狡黠的光。

"你这个人——整天就知道写信、看书、上课，你看看你，二十一岁的人了，连个女生的手都没牵过吧？"

林启明没接话。他咬了一口冰棍，凉意从舌尖一路滑到胃里，闷热的天里，那一缕凉意格外分明。

"你别跟我说你那个笔友——"林家伟压低了声音，做出一副神秘兮兮的表情，"你那个——什么——沈梦溪？你俩写了多久了？两年多了吧？你见过她几面？"

"一面。"

"一面？写了两年的信就见了一面？"

"嗯。"

"那你俩——算什么关系？"

这话问住了他。算什么关系？朋友？不对，朋友不会说"你就是那道缝"这样的话。恋人？也不对，恋人应该是天天在一起的，至少应该在一个城市，而不是隔着五百里地靠信件维持联系。他们算什么——笔友？太轻了。知己？太大了。情人？还没到那一步。他们卡在一个没有名字的地方，像地图上两省交界处的那片灰色地带——属于谁都不是，但又跟两边都连着。

林家伟见他不出声，叹了口气，换了一种语气——不是调侃了，是认真的。

"启明，我说句你不爱听的话——你跟她的关系，全靠信撑着。信是真的，但信跟人之间，隔着一层纸。你在信里认识的她，跟真实的她，不一定是一样的。"

"我知道。"

"你知道？我知道你还——"林家伟摇了摇头，"算了，我不说了。但你想想——你连她平时长什么样、穿什么衣裳、跟谁说话、下了班去哪儿——你全不知道。你知道的她，只是信里的她。信里的她当然好——因为信是可以改的，写错了可以撕了重来，不像人，说出去的话收不回来。你在信里看到的是她最好的样子，但一个人不可能只有最好的样子。"

这番话像一根针，扎进了林启明的心里。不深，但疼——那种刺痛，像被冰棍的木棍上的倒刺划了一下，伤口很小，却一直在隐隐作痛。

他不想承认林家伟说得对。但他心里有个声音在说——他说的，有一部分是对的。

他确实只见过沈梦溪一面。两年半前，城郊农场的劳动结束后，他鼓起勇气问她能不能通信，她说好。他们面对面站了不到五分钟，说了不到十句话，然后各自转身走了。此后两年多，所有的交流都通过信件完成——她写来的，他写去的，二十六封信加二十六封回信，五十二封，摞起来有一拃厚。

但那五十二封信里的沈梦溪，和那个站在农场田埂上递给他一杯水的沈梦溪，是同一个人吗？他认识的是信里的她——字迹清秀、心思细腻、读诗写文章的排字女工。但信之外的她呢？她在工厂里跟谁说话？她下了班去哪里？她有没有别的朋友——别的男性朋友？她会不会也像他一样，把最想说的话写在信里，把最想说却不敢说的话留在心里，留到有一天发现那些话已经过了说出口的时机？

他不知道。

他不知道，因为他只见过她一面。

那根针扎进去之后，就拔不出来了。

三

接下来好几天，林启明都心神不宁。

上课走神——古代文学课的老师讲《楚辞》，讲到"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"，他在笔记本上写下了"求索"两个字，然后就走偏了——求索什么？求索的是沈梦溪，还是求索的是他自己？他分不清。吃饭也走神——食堂的红烧肉咬到了舌头，疼得他一激灵，才回过神来。晚上更走神，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上的裂缝，像在盯一条看不见尽头的路。

他开始反复读她以前的信，像考古学家在一座已经挖掘过的遗址里重新翻土，试图找到之前遗漏的碎片。他把她的每一封信都读了两遍、三遍，有的读了五遍，读到最后他几乎能背下来——但越背越觉得陌生，像一首诗念了太多次之后，字还是那些字，意思却模糊了，变成了声音的组合，失去了最初的温度。

他甚至开始注意信纸上那些他以前忽略的细节。

墨迹的深浅——她的信从去年秋天开始，墨迹比以前淡了一些。不是心情淡了，是换了墨水。她以前用的是蓝黑墨水，颜色浓重，写出来的字像刻在纸上；后来换成了一种浅蓝的墨水，便宜一些，但颜色薄，像水彩画里的天空，好看但不耐久。她为什么换墨水？省钱。为什么要省钱？她在信里提过——厂里效益不好，加班少了，奖金也少了，日子比以前紧。她没有说得很具体，只是轻描淡写地带了一句"最近手头有点紧"，然后就岔开了话题，说别的去了。

笔画的走势——她写字的时候，心情好，笔画就舒展，像河水流过平原，顺畅自然；心情不好，笔画就紧缩，像河水撞到了石头，溅起水花。他翻出了她最早写来的那几封信，跟她最近的几封做对比，发现一个变化：她以前的字是向右上倾斜的，带着一种朝气；现在的字是水平的，稳当了，但也平了——像一个人从坡上走到了平地上，走得稳了，但也没有上坡时那种微微喘息的兴奋了。

折痕的方向——她折信纸的方式也变了。以前是横折，折三折，像折一封正式的公文；最近变成了竖折，折两折，像折一封随意的便笺。这种变化很细微，细微到如果不是刻意去看，根本不会注意到。但他注意到了——他注意到了她的一切变化，包括那些她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变化。

这些变化说明什么？他不敢下结论。但他隐约觉得，她在变——不是变心，是变深。像一口井，水面没有涨，但水底在往下沉，沉到更深的地方去了。她在想更深的事情，那些事情她还没有在信里说出来——也许是不敢说，也许是不知怎么说，也许是说了也没用，因为有些事情只能面对面才能讲清楚。

她也觉得信不够了。

他敢肯定。

四

七月五号，他终于收到了沈梦溪的信。

不是第二十七封——他该写的那封还没有写——是她的第二十六封的后续，一封他意料之外的信。这种不在约定之内的信，她以前从来没有写过。他们之间的通信有着严格的轮次：他写单数，她写双数，每十天一封，从不违约。她忽然多写一封，意味着有话等不了了——等不了十天，等不了轮次，必须现在就说。

信封比平时的厚。他拆开一看，里面有两样东西：一页信纸，和一张剪报。

剪报是从《玉陵日报》上剪下来的，日期是六月二十八号，副刊版，上面有一篇散文，标题是《蝉》，署名"溪"——他一看就知道是沈梦溪写的，因为那个"溪"字的写法跟她在信封上写的一模一样，最后一笔向右上挑起，像一条鱼的尾巴。

他先读了那篇散文。

蝉

夏天的蝉，在土里等了七年。

它们以幼虫的形态，在黑暗中度过漫长的时光，吸食树根的汁液，一点一点地长大。七年——对于一个生命来说，这几乎就是全部的青春。

然后它们破土而出，爬上树干，脱去旧壳，展开翅膀，在阳光下鸣叫。它们的歌声响亮而急切，像是在把七年积攒的沉默一口气吐出来。

但它们只能唱七天。

七年的等待，换七天的歌唱。这公平吗？蝉不问这个问题。它们只管唱，从早唱到晚，从生唱到死，把全部的生命都押在这七天里——不，是押在那一声鸣叫上。那一生，就是它们的全部。

有人说蝉鸣聒噪，太吵。我以前也觉得吵。但后来我想——如果你在黑暗中等了七年，终于看见了光，你难道不会大声喊出来吗？

蝉鸣不是噪音，是宣告——我来了，我在这里，我活着。

写在夏至后第三日。

林启明把这篇散文读了三遍。

第一遍读出了文字的味道——干净，利落，没有一个多余的字，像她排字时拣铅字一样，一个一个地挑，挑出来的都是刚刚好的那一个。她写文章跟写信不一样，写信温柔，写文章锋利；写信像说话，写文章像下刀——每一刀都切在骨头上，切完了不流血，但你能看见刀痕。

第二遍读出了文章底下的东西——她在写蝉，但也不只是在写蝉。七年等七天，这说的是蝉，也是说她自己。她在工厂里排字，日复一日地跟铅字打交道，黑色的铅灰染黑了她的指尖，油墨的味道浸透了她的衣裳，她在这个岗位上干了四年，四年如一日，像一只埋在土里的蝉，在黑暗中等着破土而出的那一天。那一天什么时候来？她不知道。但她知道它一定会来——就像蝉知道第七年的夏天一定会来一样。

第三遍读出了一个他没有想到的东西——她在写蝉的七天，也是在问他：你愿意等吗？你愿意像蝉一样，在黑暗中等七年，只为了那七天的歌唱吗？你不是在等七年——你等了两年半。但两年半之后呢？你等来的是什么？是更多的信？还是一次见面？还是——

他放下剪报，展开那页信纸。

启明：

这篇东西是我上个月写的，攒了好久的力气才写出来。写完之后犹豫了很久要不要寄给你——不是因为写得不好（我觉得这是我写过的最好的散文），而是因为写完之后我发现了一件事。

我在写蝉的时候，想的不是蝉。

我想的是你。

我想的是我们。

启明，你有没有觉得——我们的信，最近越来越难写了？

我不知道你怎么想，但我自己是有感觉的。每次提起笔来，想说的还是那些话——想你、注意身体、读了一本好书、天气冷了热了——翻来覆去，像一盘磨转了又转。我害怕这种重复。不是害怕重复本身，是害怕重复背后的东西——习惯。

习惯了就不疼了。习惯了就不想了。习惯了就不再是一把刀子，而是一把旧椅子——坐着舒服，但不会心跳了。

我不想变成你的旧椅子。你也不想变成我的。

但我不知道怎么打破这种习惯。我试过换一种写法——写散文、写读书笔记、写工厂里的事——但那些都是方式，不是问题本身。问题本身是——我们只见过一面。

一面。两年半前的那一面。那时候我们说了不到十句话，然后就开始写信。信写了五十二封，摞起来有一拃厚，但那些信里的我们，和真实的我们，是一样的吗？

我不知道。

我只知道——我想见你。

不是"想"——是"要"。我要见你。

启明，我之前跟你说过，局里可能派我去省城培训。现在消息来了——确定了，八月二十号报到，培训三个月，到十一月下旬结束。

三个月。在省城。在你所在的城市。

我想见你。不是为了打破什么习惯，不是为了验证信里的你和真实的你是不是同一个人——是因为我想见你。就像蝉破土而出不是为了证明它等了七年，而是因为它必须出来，不出来就会死在土里。

我也快死在土里了。

但还有一件事——比见你更大的事。

启明，你毕业后打算去哪里？

你从来没说过。我从来没问过。我们写了五十二封信，从来没有聊过这个话题——好像未来是一个我们约好了不去碰的禁区，碰了就会打破现在的平衡。

但我现在想碰了。

不是因为不害怕了，是因为再不碰就来不及了。你明年夏天毕业，还有一年。一年之后你在哪里、我在哪里、我们之间是五百里还是五千里，现在谁也不知道。但如果——如果你愿意——

我们能不能定一个约定？

你毕业那天，我们一起去看海。

我从来没见过海。你呢？你也没见过吧。我们都是在内陆长大的人，见过最大的水就是河——你见过清水河，我见过玉陵河。河是好的，但河不是海。河有两岸，看得见这边也看得见那边；海没有岸，或者岸远得看不见，站在海边，就像站在世界的边缘，再往前一步就是无限。

我想跟你一起站在那个边缘上。

不是现在——是你毕业之后。明年夏天。等我培训完了回到玉陵，等你毕了业有了去处，我们选一个日子，一起去海边。坐火车去——从省城到海边，听说要十几个钟头，硬座，便宜。我们带上面包和水壶，在火车上坐一整夜，天亮了就看见海了。

你愿意吗？

不愿意也没关系。不愿意的话，我们就继续写信，写一封信是一封信，不给自己加压。但我把这话先撂在这里——如果你愿意，这个约定就是我们的方向。写信就有了盼头，等信就有了意义。不是"等一封信"的意义，是"等一个未来"的意义。

你想想。

不急。

蝉在土里等了七年，我们才等了两年半。

梦溪

七月一日夜

五

林启明把这封信读了五遍。

不是三遍，是五遍。每一遍读出来的东西都不一样——第一遍读出了她的勇气，第二遍读出了她的脆弱，第三遍读出了她的聪慧，第四遍读出了她的认真，第五遍——第五遍读出了她信里没有说出来的那个东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