审讯室的门一扇一扇关上了。

孙虹踩着高跟鞋，鞋跟敲在走廊地砖上，哒、哒、哒，节奏不快不慢。她在最里面那间讯问室坐下，进来之后就一直在转手腕上那个银镯子，转了一圈又一圈。她的表情很平静，甚至带着一点委屈，像是被老师叫到办公室的无辜学生。

杨光辉把监控录像的截图推到她面前。画面定格在八月二号的邮局，她站在填单台旁边，手里拿着翻盖手机。

“这是什么？”

孙虹低头看了一眼照片，眨了两下眼睛，速度很快。“我就是接了个活。人家给钱，怎么说我就怎么做，其他我什么都不知道啊，警察同志。”

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轻飘飘的，像是在说替人代班收了个快递。

杨光辉又推过去一份文件—701室电脑里恢复的周报邮件，发件人是她的邮箱账号。“一例拒签，已处理”，这六个字被红笔圈了出来。

“这封邮件是你发的。‘已处理’是什么意思？”

孙虹手腕上的银镯子啪地弹了一下。她低头看了看手腕，把镯子重新转回去，比刚才转得更慢了些。“那都是正常的工作汇报。我就是个打工的，老板怎么说我怎么做。”

“你的工作是什么？”

“筛简历，约面试，就这些。”

蔡星澜靠在椅背上，看着她转镯子的手指。节奏一直没乱过。

“那‘通知寄信’呢？”蔡星澜问。

镯子停了一瞬。很快，又转起来了。“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”

隔壁讯问室里，刘大伟坐在椅子上，两只手规规矩矩地放在膝盖上，像是在等面试。

从文杰把银行流水放在桌上。七月十七号，孙虹的账户往他的账户里转了三千块。他低头看了一眼那张纸，眼珠子转了转，然后抬起一张无辜的脸：“我不知道啊，这是发的什么钱？我都不记得了。”

“不记得了？三千块，不记得？”从文杰又推过去一张表—汽修厂工资表。刘大伟的基本工资两千二。“你每个月工资两千二，突然有人给你转了三千，你会不记得？”

刘大伟咽了咽口唾沫，喉结滚动了一下，脑袋往下一耷，又重新抬起来，脸上一副被冤枉了的表情：“那、那可能是什么奖金吧。我们厂里不是有多劳多得嘛，说不定是我干活卖力气，厂长奖励的。”

从文杰又把孙虹邮件的打印件推过去，指着上面另一行字—“刘大伟，寄信”。

“寄信。寄什么信？”

刘大伟的眼睛瞪了一下，随即恢复了正常。“寄信？厂里一直有帮离职的同事介绍工作的，我就是帮那些走了的同事转个信，他们去了外地不方便收嘛。这是做好事。”

“帮离职的同事转信。帮谁？罗隐吗？”从文杰问。

刘大伟的嘴巴张了张，又合上了。过了好一会儿才挤出一句：“那我记不清了，厂里来来去去那么多人。”他说这话的时候，眼睛瞟了一眼墙上的钟。

“罗隐是怎么死的？”从文杰换了一个问题。

“不知道。”刘大伟摇头，摇得很快，脑袋像拨浪鼓一样晃着，“警察同志，这个我是真不知道。我就是顺手帮了个忙，又不犯法。”

旁边那间讯问室里，喻宇正在问另一个工人。那人的反应和刘大伟如出一辙—都是摇头，都是“我不知道”，都是“警察同志我就是个干活的”。

几个讯问室里的台词像是提前对过的。

蔡星澜拿着几份笔录从走廊里走过来，把笔录往桌上一拍。啪的一声，几份笔录散开，每一份上面都写着差不多的内容—不知道，不清楚，我只是帮忙，我就是个打工的。

“白干活的？”蔡星澜拿起其中一份笔录，指着上面某工人说的“我只是帮个忙”，翻到下一页，手指点在银行流水那行三千块的转账记录上，“帮个忙拿三千块。罗隐在汽修厂干一个月才两千二，你们帮一个忙顶他干一个半月。天底下哪有这种天上掉馅饼的好事？”

几份银行流水并排放在桌上。每一笔，三千、四千、五千，密密麻麻的数字从孙虹的账户流向不同收款人的户头。户名一个比一个眼熟—几乎大部分是汽修厂的工人。

邓婉仪把邮局门口监控里那十几个进进出出的人挨个圈出来，旁边标上名字和日期。另一边放着快递公司和银行回执，所有材料摆在桌上的时候，表格里的每一格都填满了。

刘大伟看着那些材料，嘴巴抿成一条线，不说话了。又沉默了好一会儿，忽然改口了：“是李成。他把人打死的，他运出去的。”

他的语气变了，不再是之前那种被冤枉了的委屈，而是急着要把什么东西从自己身上甩掉。

从文杰问：“哪个李成？”

刘大伟又咽了口唾沫，喉结快速地滚了两下。“也是我们厂里的。他力气大，平时就凶。那天罗隐在701闹，李成也在。他动的手，后面也是他把桶推走的。我、我就是后来帮着寄了封信，其他我都没参与。跟我没关系，真的没关系。”

他说“跟我没关系”的时候，声音比之前所有的辩解都要大。

讯问室中间的走廊里，喻宇把人一个一个带到不同的房间里。脚步声响成一片，门开开关关。